编者按：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初露端倪之际，陈云同志作为中央副主席及副总理，却因旧疾缠身，不得不居家休养。自1962年起，他参与党和国家决策的次数已明显减少，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对他心怀感激，记忆犹新。
陈云同志的思想长期与毛主席存在分歧。他自称经济专家，自认为其经济学造诣远超毛主席。查阅他1962年的报告，便能窥见其经济学之真面目。他专注于经济领域，却对政治避而不谈。在我看来，他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实则不过是资本主义商人的经济理念。会议结束后，经毛主席批准，未经正常选举程序，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随即诞生，陈云同志位列其中，居于第十一位。全会并未对党中央的正副主席进行重新选举，林彪同志被列为第二位常委，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陈云同志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同，实际上已被免去副主席的职务。此后，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判和斗争风潮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红卫兵小报上已高呼“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
陈云昔日在中南海北侧的北长街寓所居住，为保障其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他迁至西郊。但受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一群红卫兵企图强行进入陈云住宅抄家。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闻讯后紧急赶到现场劝阻，但未能奏效。红卫兵强行闯入，欲搬走保险柜，幸亏警卫人员坚决抵制，才未得手。陈云深爱苏州评弹，家中收藏了一些评弹唱片和录音，红卫兵却以“四旧”为由，欲将其查抄销毁。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秘书童小鹏赶往现场，强调陈云作为中央常委，其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不能随意触碰。他斥责红卫兵的行为错误，要求他们立即撤离。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拒绝撤退，双方僵持数小时后，童小鹏只得联系戚本禹，转达周总理的意见。戚本禹也表示支持，红卫兵最终撤退。此后，陈云住所再次被抄家，甚至被要求拉出去批斗。幸好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全力保护，陈云才得以幸免于难，否则鉴于其身体状况，恐怕难以逃脱这场劫难。
1968年8月，依照毛泽东同志关于让资深同志深入学习和深刻理解“文化大革命”所谓“大好形势”的指导精神，中央办公厅严谨挑选了一众资深同志，并派遣他们前往中央警卫团，支持左翼工作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与蹲点调研。陈云同志被分配至新华印刷厂，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一道，深入基层。
陈云同志长期淡出政坛，却在一夜之间被刘少奇同志紧急召回，置于风口浪尖，负责组建经济小组来应对眼前的混乱局面，此举显然是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陈云同志的行为，无非是追逐利益，从事花布批发、肉品炒作、高价商品的买卖。即使在休闲时刻，他亦未曾从事任何善举。所有这些行径，均亟待进行清算。
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场历史性的会议中，林彪、江青等集团的关键人物纷纷跻身新的中央政治局。然而，自1931年起便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常委，长期位居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却是首次卸去领导职务，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
1969年10月，随着中苏边界谈判的脚步渐近，毛泽东对国际局势可能急转直下的判断愈发深刻，特别是对苏联在谈判中可能采取的突然举动，包括核武器攻击的担忧，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断，下令紧急疏散在京的中央领导与老干部。规定他们在10月20日，即中苏谈判正式开始前，必须离开首都。为此，毛泽东选择了武汉作为暂时的居所，而林彪则被安排前往苏州。至于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资深将领，则被安置在京广线附近的若干城市，以确保一旦战事突发，他们能迅速就近指挥战斗。当时64岁的陈云接到疏散至江西的通知，与此同时，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人也被安排前往江西。细观这些人选，不难发现他们多数曾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却并未被完全击垮。
起初，陈云获悉自己须自行购置火车票以进行旅行，不再享有国家领导人应得的专列礼遇。鉴于陈云身患心脏病，且旅途风险较高，经过一番多次的协商，他最终才得以与同样被调遣至江西的王震共同使用一节公务车厢。10月18日，陈云登上火车，开启了南行的旅程。然而，这一别离，竟使他在江西停留了整整两年半之久。
10月20日，陈云到达江西南昌，和王震告别。当天下午，不可一世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就不打招呼地来到陈云所住的招待所。这个程世清，原是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因在“文革”初期揭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而受到林彪的重用，特地调到江西来支左，于是成为江西第一号领导人。在江西，他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个人崇拜等极左作法，弄得江西人人自危。
程世清在遇见陈云时，对这位曾身居中央副主席之位、当时尚未卸任的副总理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首先对陈云在担任中央领导期间未能有效掌控经济、导致发展步伐缓慢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紧接着，便开始自我吹嘘，宣称要在江西掀起一场大跃进和工业革命的风潮，意图让这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省份在一年内生产出六至七万辆汽车，并承诺每年向国家贡献一百亿斤粮食，以期达到全国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陈云深知这不过是空谈，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并未立即提出反驳。实际上，江西根本不具备生产如此数量汽车所需的钢板，全省的粮食年产量也仅有197亿斤，若上交国家一百亿斤，全省人民将面临严重的饥荒。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陈云在提及此事时，仍不禁感慨：“程世清这类人胆子确实不小，他们敢说敢做。”
陈云抵达江西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拨通了电话，特别叮嘱道，鉴于陈云的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其居住环境应当配备暖气设施。总理还提到，陈云曾在北京工厂蹲点，此次也应安排他重返工厂进行调研。因此，陈云被安排至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进行蹲点工作，并在距离工厂大约两里路的南昌郊区青云浦干部休养所下榻。青云浦，如同庭院前的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或许这并非简单的巧合，陈云出生于上海青浦县，而青云浦的名字恰恰是由陈云的姓氏与出生地的地名拼接而成。不知当时负责安排住宿的江西省革委会是否注意到了这一有趣的细节。招待所四周被高墙环绕，门口由武装军人值班守护，门牌上明确标注“福州军区干休所”，表明江西省军区隶属于福州军区的管辖。陈云入住条件最好的8号院，位于干休所的深处，由几间青灰瓦房组成。为了满足陈云的入住需求，副所长沈云贵亲自率领战士们彻夜搭建了一道高达3米的围墙，将这个院落与外界彻底隔绝。室内陈设简约，甚至连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都需要陈云自行购买。
“我此次前来，是为了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并从他们那里汲取宝贵的智慧。”他的住所距离工厂约有两里路程，为确保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达工作岗位，他每天清晨六点多便起床，这样的作息规律一直持续了两年有余。幸运的是，上级部门为他配备了一辆灰蓝色的华沙牌小轿车，这极大地便利了他的出行。
“卫星本应早升空！”
1970年五月，鉴于对江西生产状况的深切关注，陈云致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表达了他希望亲临基层单位进行实地考察的强烈愿望。在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的精心安排下，陈云参观了洪都机械厂、南昌钢铁厂、氨厂、电缆厂、汽车厂等众多知名工厂，并深入南昌的菜市场、百货公司进行考察。此外，他还对南昌第19中学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同时，陈云还走访了南昌周边的新余县、萍乡市、南昌县等地。在萍乡煤矿，即便年届六十五岁，陈云仍亲自戴上安全帽，乘坐电梯深入数百米的地层，亲切慰问了在采煤一线辛勤奋战的矿工。
程世清作为林彪的亲信，对于会议的内部情况自然比陈云更为熟悉，按理说应由他来提供解答。
“林彪比我年轻两岁呢！”陈云回忆起解放战争那段岁月，他与林彪曾在东北并肩作战，携手共建并稳固了东北根据地。那位身形瘦小、勇猛善战、不苟言笑的将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依我之见，对待“四人帮”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处置应予以区分。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四人帮”成员的所作所为，堪称祸国殃民，他们品行不端，屡行不法。即便在战争岁月，他们亦未曾立下任何战功。相对而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多出身于军旅，诸如黄、吴、李、邱等人，包括林彪在内，他们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功勋卓著。纵使他们今朝犯下罪行，理应受到严惩，但与“四人帮”的罪行仍有所区别。
自林彪事件爆发以来，那些长久漂泊在外地的老干部们的生活质量逐步得到了改善。到了1972年4月，陈云也终于得以回归北京。
“工厂的核心职能在于生产活动。若过分沉迷于革命理念而忽略生产实践，那么我们赖以维持生计的食品从哪里获取？又怎能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谈何国家的发展进步？”
4月22日的午后，陈云乘坐特别为他准备的软卧车厢踏上旅程，身边陪同的是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他们一同将他送回京城。显而易见，与来时相比，他的地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24日，陈云顺利抵达了北京。六天之后，在国务院的周密安排下，他参加了中山公园举办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游园活动。然而，他的名字却迟迟没有出现在媒体上。到了六月，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陈云加入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这是一项具有过渡性质的安排。
重返京城后，陈云向党中央及毛主席写信，倾诉了自己愿尽己所能投身工作的热切期望，并拟在每年的春秋之际深入基层开展调研。7月22日，毛主席予以批准。7月31日，阔别公众视野已久的陈云，与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资深领导同志一道，参加了国防部为庆祝建军45周年所举办的盛大招待会，陈云以副总理的身份，再度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列宁曾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金子将被用于建造厕所。然而，我认为，我们与那个时代尚有遥远的距离。
这些观点，在改革开放迈入十余年后回首，已然成为不可动摇的真理。然而，在那个年代，它们宛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那时的人们刚刚渡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热浪潮，外贸领域的干部对“资”字避之不及。进口外国商品需用于批判，而出口商品则必须用于支援世界革命。尽管广州交易会每年依旧举办，但仅限于邀请“左”派商人参与，交易前必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和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只要外国人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国在交易中甚至不惜降低价格，甚至慷慨赠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一些狡猾的商人来到中国，虚伪做作，巧舌如簧，骗取利润后，回国将中国商品上的工农兵商标更换为大美人，加价出售于国际市场，大发横财。更有甚者，一些外国“左”派内部矛盾重重，同乘一架飞机来华，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从后门下，彼此不搭理，甚至要求我国对他们进行思想工作，以促进“大联合”。在这种背景下，陈云敢于提出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不得不令人钦佩其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远见。
踏出陈云寓所，陈希愈等人精神振奋，誓言以此为行动纲领，力求在外资引进领域实现重大突破。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投身于外汇筹集及外资运用的工作，当年便成功筹集到10亿美元。虽然如今看来这只是一笔数额微小的资金，但在当时，这一成就无疑是光彩夺目的。
1973年1月，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共同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一项价值高达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引进规划，这一方案日后广为人知，被称作“四三方案”。该方案囊括了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0座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的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些设备对我国工业的迅猛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部分设备在“文革”前就已列入进口计划，但“文革”的爆发使得江青等人将进口设备视为“投降卖国”，导致无人敢再提出相关建议。直到林彪事件之后，相关部门才重新启动了这一项目。然而，张春桥却声称一米七轧机可以由上海工人阶级自行制造，无需进口。但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新生力量，对技术一无所知，且压制技术人员，导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连轧机的踪影都未曾出现，严重制约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鉴于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再次指示国家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主席迅速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了引进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然而，江青等人再次跳出来，对进口项目进行指责和破坏。
若这套轧机缺少了必要的零配件，国内无力解决，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投产的延误。这样的状况在一年内将导致300万吨钢板的生产量减少，实属不划算之举。面对“四人帮”无视国家与人民利益，随意扣上“洋奴哲学”的帽子，陈云义愤填膺，猛地拍案而起，坚定地宣告：“即便有人指责我成为‘洋奴’，我也毫不犹豫地愿意接受这样的称呼！”
“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所中，固然是投机者的较量舞台，但它们同样是大宗商品交易的枢纽所在。”“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当深入探究其运作机制，充分利用其优势，而非仅仅采取消极规避的策略。”他进一步强调：“在未来两年内，我们必须对交易所进行深入研究。”如今，我国不仅已全面融入国际商品交易体系中的期货市场，还成功建立了自有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
自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合作领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形成了继1954年苏联援助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后的又一波引进高潮。在这段关键时期，引进的成套设备直至1982年全面投入使用，为我国80年代经济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1975年11月，一股“反右、批邓”的阴霾再次笼罩了整个社会。张春桥、王洪文等要员随即指令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派遣大批记者深入各部门搜集情报，目标直指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复职后的领导干部。张春桥公然宣称，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成堆”，“所推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的路线”。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不幸离世。这一刻，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紧急聚集，商讨着如何根除那在“文革”动荡中深植的祸患。叶剑英遂请王震联系陈云，共同探讨应对之策。陈云在家中细致研读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反复斟酌，但仍未找到万全之计。叶剑英坚决主张采取武力手段，遂派遣专人邀请陈云至其西山的住所进行面对面交流。在了解叶帅坚定的决心后，陈云毫不犹豫地表示，这场斗争势在必行，并郑重强调：“今后绝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陈云在1978年年末，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夕，于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同志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彻底清算康生罪行的重大倡议。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懈奋斗下，我国终于走上了复兴国家的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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